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未竟使命与战略设计

经过多年多轮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得以提升,国企改革取得一系列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尚待明晰、现代企业制度有待完善、行政垄断现象趋于严重、国有企业主体地位尚待明确等问题。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制度设计,在明确目标和清晰路径的前提下,做好"顶层设计":在政治经济体制整体框架内设计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使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对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分类治理、分类监管,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进行竞争化改造,从去"六化"入手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面板数据的双误差分量模型与Hausman检验

双误差分量模型可以分为四类:固定效应双误差分量模型、随机效应双误差分量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时间随机效应的双误差分量模型、个体随机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的双误差分量模型.Hausman检验该如何判断个体或者时间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呢?文章对此专门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个合理有效的步骤.     

论生产者自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源头治理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所在,无疑生产者自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依据经济学理论,结合现实案例,探讨了生产者自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并进一步给出发挥生产者自控机制的制度安排.     

产权分析的法与经济学框架

法和经济学将产权的分析框架划分为三个层次:特定条件下的产权配置;交易费用下的“法律模拟市场”;产权保护的规则选择。但法和经济学的产权分析框架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忽视了理性的人们之间可能采取的策略行为,以及它对效率的片面追求易导致人们道德的沦丧。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物流业数字化程度测度

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和《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物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编制了2012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包含物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关联性,以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测度物流业数字化程度,并分析了物流业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物流业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对物流业数字化的贡献度最高,随后是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技术应用业贡献度最低;4个物流业部门的数字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贸易物流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物流业,其中贸易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字化程度受数字产品制造业影响最大,邮政物流业受数字要素驱动业影响最大,仓储业受数字产品服务业影响最大。     

基于组合预测的风险值研究

针对准确地预测一个金融资产的风险值具有一定困难的问题,从风险值的特点出发,探讨了使用组合预测方法来预测风险值的意义以及确定组合预测权重和单个模型选取的方法。结论是用组合预测方法能提高风险值的预测表现;影响预测表现的关键因素是权重和单个模型的选取。     

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为例,对中国农产品期货价格的发现功能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表明:对价格进行建模时,结构突变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忽视结构突变将得到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无关的错误结论。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而得出了中国农产品期货间存在价格发现机制的结论。     

论现代中央商务区形成的经济原因

针对现代中央商务区形成原因的众说纷纭,作者研究认为,在世界各地一些国际化大城市出现的中央商务区（CBD）现象,仅仅从城市地理发展角度解释是不够的,CBD的形成与发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企业内部职能分工在空间位置上发生分离的新体现,国际化大都市发达的第三产业为中央商务区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经济聚集效应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使得现代中央商务区最终成为现实。文章还强调了要正确看待政府的作用。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精准扶贫分类施策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户人均消费提高4.37%,生存型消费提高5.76%,发展型消费提高13.12%。从消费结构来看,政策显著增加了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娱等支出,同时,居住类、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显著提高,医疗保健支出占比显著降低。进一步地,对于老年贫困家庭,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直接转移支付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对于因病致贫家庭,政策通过低保等直接转移支付方式,降低医疗支出,提高生活水平;对于因学致贫家庭,政策通过教育帮扶方式,缓解教育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对于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政策通过"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方式激励贫困家庭,过上美好生活。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发挥出"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作用。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老年人口、不健康人群、未成年子女数量多、教育水平低的深度贫困家庭作用更明显。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在贫困县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效果更突出。这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聚焦深度贫困,专啃"硬骨头",精准发力,推动贫困家庭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本文的研究为厘清精准扶贫政策帮扶渠道,评估减贫动态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可为相关部门切实把握政策成效,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总结中国扶贫经验提供政策参考。